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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天上午，被市民银行第一批先行解聘的六十名经警（保安）全部挤进市民银行人事教育部办公室和门口走廊上，异口同声质问人教部总经理许光：“我们干得好好的，也签了合同，为什么被解聘？市民银行这样胡乱解聘，对我们怎么补偿？”人们看那情景，就像菜市场上抢购新上市的蔬菜一样，人头涌涌，恨不得先得为快。小的倒是觉得还有一个更为恰当的场景能够形容个中全豹，那就是1992年，要求这些眼线了解到被炒员工科机响起的时候，摸清他们行动的内容，要在第一时间秘密向总行保卫部单线报告。
晚上九点钟，就在总行紧急会议还在召开的当口，保卫部总经理王亚夫的科机响个不停。
主持会议的黄鹿不高兴地问：“开会期间，谁的科机没有关？”
王亚夫说：“不是，黄行长，我这是工作科机。”
黄鹿反问道：“谁的科机、手提不是工作用的？”
王亚夫看来解释不通了，马上站起来，走到黄鹿的座位旁，把科机留言压出来，让黄鹿亲自看。黄鹿手拿科机，努起嘴，睁大眼睛，只见留言写道：“同事们，明天上午九点，大家准时在大剧院斜对面的邓小平画像广场集中，然后游行到市政府门前静坐。”
黄鹿看完，先前对王亚夫的不满没有了，随口说了一句：“哎！我的妈呀！搞出名堂来了？”
黄鹿看到王亚夫回到了座位上，半开玩笑地对大家说：“诸位，我们的王总利用007的内线情报，了解到了‘阶级斗争的新动向’：我们这些老同事的活动要升级了，明天不来打扰我们了，因为我们不够档次。他们要找市长了，大家看如何是好？”
与会人员听到黄鹿调笑式的讲话，哭笑不得，静待了一会儿，觉得申一枫在经济补偿方面没有松口，说什么都是白说。只有一条行得通，就是抓紧回去，动员这些经警的担保人、关系人一起做工作，争取他们明天不要上街。
参加会议的陈作业待会议一结束，便再一次把电话打到了夏天家里，通报总行会议精神，还是请夏天把话带到，要求夏征不要上街。否则，公安局已经做好了准备，可能要抓人，云云。
夏天说：“我与他父亲联系过，应该不会出大问题。但是夏征年龄轻，他们现在每天究竟搞些什么活动，我搞不清楚。”
夏天虽然这样说，但在放下电话后，还是马上与夏征的哥哥取得了联系，叫他叮嘱夏征参加集体活动时不要太极端，要注意分寸。请他一定要说说他的弟弟，以免出事。
话说这些经警果然在第二天上午的一个经警看了他一眼，没好气地说：“我们是哪个单位的，你管得着吗？”
这位警察掏出了警官证，对他们说：“我是警察，负责这里的安全。请问你们是哪个单位的？要干什么？”
原先那个经警说：“我们又没有犯法，人民警察爱人民。警察我也不怕。”
这时，另一个经警把他推开，对警察说:“我们是市民银行的，今天准备到市政府去，找市长评评理，不会占用你这个地方太久。”
他们说话这阵子，也就到了九点钟了，广场上的人越聚越多。这警察一看可能出问题，马上向市公安局内保部门报告。而市局内保处其中一个职能就是主管金融机构的安全保卫工作，该处负责人接到报告后，拨通了市民银行保卫部的电话，指名道姓地要保卫部总经理王亚夫接电话，王亚夫拿起电话后刚说了一句：“你好！”对方便说：“你们市民银行今天唱的是哪一出，安排上百个经警去保卫市长的安全？”
王亚夫说：“处长，你误会了。”
对方说：“我误会什么？”
王亚夫说：“他们是自发走上街头的，不是我们安排的。”
对方说：“他们有工作不做，为什么要到街上去？我告诉你：你要把我们公安局的意见给你们行长说清楚，不要哪壶不开提那壶。我们公安局的所有警力，现在全力以赴应对美国人轰炸我驻南使馆和***问题而可能发生的突发事件，没有警力考虑帮你们解决经警闹事的问题。请你们的行长亲自出马，把广场上集中准备到市政府请愿的人，马上带回行里给他好吃好住。我打过电话后，出了什么问题，你们行自己担着。”
王亚夫说：“是！我这就向行长汇报，马上把他们带回来。”
放下电话后，王亚夫三步并作两步，近乎有点小跑似的来到黄鹿办公室，向他汇报被炒经警到市政府请愿的信息，和市公安局的要求。
黄鹿听后说：“我也没有什么招，申一枫又不出面，又不松口，什么叫‘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我这个处境就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过了一会儿，他又说：“你用我办公室的电话，打个电话给申老头，说要出事了。他是法人代表，天塌下来有他这个高个子顶着，我才一米六五，砸不到我，问他怎么办？”
于是，王亚夫唯唯诺诺地打通了申一枫的电话。
申一枫听后，感到事态的发展终于影响到自己的仕途了，这比什么都重要。不得不对王亚夫说：“你和黄行长要不惜一切办法，把参加游行静坐的人先带回来，总行解决他们的午饭。答应他们：明天上午一次过解决他们的问题。”
这样，黄鹿交办王亚夫、许光马上到已经在深圳市政府门口，要把在那头开荒牛雕像旁边静坐了十来分钟的经警们如数带回市民银行总行。
正在这时，深圳市政府总值班室主任，把电话打到了市民银行行长黄鹿办公室，秘书陈韵刚刚说了一句：“您好，我是市民银行行长室。”
对方说：“我是市政府总值班室，请黄鹿同志接电话。”
陈韵说：“好的，请您稍等。”
黄鹿接电话后，着实被总值班室主任说了一通，说他们缺乏政治敏感性和全局观念。要求他们在十点三十分以前，不管采取什么措施，都必须把自己的人带回去。
黄鹿不敢怠慢，忙说；“我已经布置下去了，马上就把人带走。”
话说申一枫为了捞取自己的政治资本，不顾刚刚与经警签了一年的劳动合同，提前解聘他们，闹出事情后又故作矜持，不愿意务实地解决问题，终于让市政府不能省心了。而市委、市政府门前的深南中路是一条严管路，不少摄像头联接着内保部门的监控室，市民银行经警游行、静坐的一举一动也在监控室的显示器中反映并记录了下来。
市政府总值班室打电话给市民银行后，申一枫意识到炒换经警这件事操作下来，与自己当初做政治秀的愿望相去甚远，有点事与愿违了，便以弄权者惯有的看风驶舵的本领，来了一个180度大转弯，前倨后恭，着手处理起善后事宜来。这样，他亲自主持了市民银行在狂炒经警后连续第四个晚上，也是最后一次的紧急会议。
在这次会议上，终于定下调子：明天上午，总行正式答复：每一个被提前终止合同的经警一次性的补助由原来设想的每人1800元，增加到15000元。也就是说，这个金额已经等于：当事人在剩下的合同期限不用干什么活，而工资照样支付，而且提前一次性支付完毕。而一年的工资付完后，你爱干什么干什么去。这样，市民银行一次性付出了90万元，比原设想多付出80万元。也就是说，用可以请100个贵州山区的穷孩子在市民银行干一年的工资含量处理了第一期被提前解聘的60名员工的善后工作。接下来第二阶段要炒的40名经警也按此办理，全部事情处理完要多花132万元。
那些领到钱的经警们，在市民银行大楼广场上兴奋地说：“这申一枫龟孙子，就是欠揍！早是这样，也不用我们忙乎几天，害得我们几个晚上的觉都睡得不踏实！”
还有的说：“申一枫不得人心，市民银行肯定栽在他的手下，他注定是历史罪人！”
看官听说：申一枫为了自己的政治秀而心血来潮，上演的这一出扶贫闹剧对他来说并不合算，市民银行无端端地多花132万元不说，就是对他个人也是一次不小的损失。首先，在市民银行内部，原来只有行处级干部知道的申一枫大权独揽、刚愎自用、任性胡为的特征和劣根性，经此一闹更加表面化、公开化了，让不少普通员工有所见识。这样，使这个原本在普通员工印象当中通常不拘言笑、颇具亲和力的谦谦君子，失去了往日的魅力。其次，这一事件在造成一定社会影响的同时，也让市里的领导认为市民银行的主要负责同志，缺乏政治敏感性和掌控大局的能力，难当大任。而当这种认知慢慢在领导层形成主流意见的时候，任凭申一枫纵使每天上演一回秀，把自己打扮得比七仙女还漂亮，比董永还执著痴情，也是枉然，在官场上只能拾级而下了。
哎呀，不要怪谁！要怪只能怪申一枫自己空有满脑子心计，奈何与深圳的现实不太搭界。深圳毕竟是讲业绩的地方，你秀得再好，就是秀不出成绩来，当然不能算作什么好鸟。这样说来，还真应该埋怨申一枫自己过往当闲官当得太久了，不用靠自己劳作，就能混个肚大肠肥。这真是应了武汉臣的元曲所云：
教你当家不当家，及至当家乱如麻。
早晨起来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