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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远明来到万家保险，除了做业务，熟悉了公司的一些情况。也了解了龙城的保险市场。龙城现在有三家保险公司，神州人寿，万家保险，海洋保险。
在龙城最开始做市场的是神州人寿，他们一贯以老大哥，国家保险的面目示人。
万家呢，是以市场化，专业化闻名。以创新服务，效率高而闻名。后来才知道，万家已经引进了外资财团，而且正在筹备集团化经营。
海洋保险最奇怪，他前身是国家某部委下属的一个公司，后来顺应时势成立保险公司。既没有神州那么国有，但又具备国有的范儿。希望市场化，却缺乏万家的文化基因。
在龙城，神州和万家旗鼓相当，经常出现业务员短兵相接的直接竞争。海洋保险存在感不强。
而1999年，正是保险业市场化发展节点的一个关键年份，这一年发生了很多大事，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的金融市场，只是于远明并不提前知道而已。
于远明关注的是自己的业务，关注的是产品销售，话术，是客户的需求。
还有那些从未有过的体验。
进入公司的第三个月，是于远明第一次拿到高工资。
他相信了孟凡的月薪一万多不是谎话。
因为他拿到了3600多的月工资。底薪250元，佣金打八折，还要扣税什么的。
于洪生工作了几十年，才三百多的月工资。
这一下，于远明的自豪感爆棚了！
师父王承宽很高兴，带他去二马路买衣服。
二马路是当时龙城最繁华的地段，两边的门面都是卖衣服的时尚所在地。
王承宽说男人，特别是做保险的男人，必须得有几件像样的职业装。几件衬衫，几条领带。
于是，通过讲价还价，买了两套西服，两件衬衫，两条领带。
王承宽又开始教于远明穿西装，一般不扣，敞开。庄重的场合或者需要扣上也不要扣满了，最下面一颗扣子留着。
穿西装就不要穿休闲皮鞋，黑色皮鞋最佳。袜子也不要穿白色袜子，深色最好。
领带更麻烦，于远明从来没系过。于是，王承宽手把手教于远明系领带。
那天学会的系领带方法，于远明一直在用。后来又学会了其他的方法，但是最早的那种倒三角系法一直没忘。
第二天，穿上新买的一套衣服，系上领带，提上包。完全不同的于远明出现在公司。同一组的刘静妹妹说哇，好帅啊！
刘静是一个胖乎乎的妹子，头发染成黄色，皮肤很白缺乏血色。鼓起的腮帮子和肥嘟嘟的身材让人倒了胃口。
于远明礼貌地回了一声：哪里有你乖哦！
于远明心里明白，这种职场里的相互恭维千万别认真。
第三个月，于远明转正了。这个时候他发现，那些前期的同学已经没剩几个了。陈欢第一个月交了几张单子，现在基本没来了，也没交单。老老实实的蒲红梅还在坚持，不声不响地交了几张单。那个张扬的彭家宇交了两张单后也没有来公司了，据说是去他爸爸的建筑装饰公司上班了。
后来又来了一些新人，有几个比较优秀。一个秃头大哥，上唇留了些胡须，叫陆中国。一个小胖子，说是大学生，也是国营大厂的下岗职工，嘴巴很会说，于远明觉得他的全部精明都写在脸上。这个精明的小胖子叫游波，他还有一个很屌的朋友，一起来的，叫张昌兵。张昌兵要高一些，瘦一些，说话很傲气。他们这几个在新人里比较出色，除了业绩还有平常的表现。每天都来公司上班，早会上偶尔的表现也很大方。
三月份，中国的金融市场发生了一件大事。
所有的基金会被一夜之间取消。
原来在龙城除了农村合作基金会，还有供销社基金会，建委基金会等。好像很多单位都可以设立一个基金会。而中央对于基金会的开办也是有多种意见。因为本身是传统金融机构满足不了市场的需求而出现的基金会，在开办过程中存在不规范，扩大化，经营混乱，呆账坏账多的风险。如果继续开下去，风险会累积，未来就是一个定时炸弹。如果取缔，也是麻烦。社会稳定，资金缺口，人员去处都是困难。
长痛不如短痛，经过多番讨论，基金会还是取消了。
于远明那段时间拜访客户也遇到一种拒绝：你们保险公司现在说得好听，过几年垮了怎么办？
基金会都垮了，政府还不是说取缔就取缔。
有一天早会，万家公司邀请了龙城人民银行的李行长来给大家讲课。
李行长很严肃地给大家传达了中央此次取缔基金会的文件精神。
然后说：大家觉得基金会该不该取缔？
有些说该，有些说不该。
李行长回馈：从规范经营来说，基金会的成立本身就不对。当初我们人民银行是不支持的。但是同志们也知道，有时候中国的事情就是这样，你不支持也没办法。他还是开起来了。那么现在的问题是如果不取缔，风险会越来越大，越来越多。就像一个人手上生了个瘤子，现在怕痛不割，未来可能得把手截肢。
李行长又问：大家知道取缔的办法是什么吗？
大家也茫然，不太了解。
于是李行长继续普及：是这样，中央作出取缔所有基金会是深思熟虑的。也有一系列的办法。基本来说是这样：基金会分为三种情况，第一种风险管控得力，经营良好，有利润的；第二种经营也不错，但是亏损了。但是亏损额不大。第三种，亏损比较严重的。那么，处理肯定也是分别处理。
第一种就是归还本金，适当给予利息。
第二种只归还本金；
第三种归还70%的本金，剩余部分根据后期的情况予以归还。
大家在底下叽叽喳喳地闹开了：
你看嘛，本钱都不还，太流氓了。
政府就是耍流氓，存钱的时候说没问题，出了事情就推三阻四。
那天的早会主持人是许秀波主管，她一看有些乱。急忙给大家打手势，同时嘴里喊：大家安静安静，听李行长说。
李行长继续问：请问大家为什么去基金会存钱？
大家回答：利息高噻！
李行长又问：请问高利息拿到了，有没有分一部分给政府？
大家说：那肯定没有。
李行长就笑了：你看，享受高利息的时候，没有人想到政府。出事了，每个人都想找政府。
告诉大家一句话，高收益高风险。都是相匹配的。这个世界没有收益又高风险又小的事情。
不管是存钱也好，投资也好，都要选择合法的金融机构。比如万家保险公司。
最后一句话让大家边笑边鼓掌，于是这次沟通完满结束了。
2012年，互联网金融席卷中国大地。也是传统金融无法满足市场的需求，技术创新，渠道改革的压力下，冲出的一条血路；而蛋糕就那么大，你要来抢，他需要守，势必引发多方的利益博弈。回望历史，1999年的基金会，早就已经预演类似的风波了。看来，在同一个地方打转，是中国改革的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