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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觉李金鲤最近的眼光提升了，所以对于李金鲤最近两个月送过来的各种古董，陈文哲稍微重视了一些。目光掠过那些接底的，复烧的，再去掉那些高彷的，陈文哲还真就又挑选出来了几件有意思的作品。
加上那件红色的盘子，这些瓷器的价值已经不低了。
再次端详那只铜红釉的盘子，只见它敞口，弧壁，圈足。
造型规整，盘形周正，胎体坚硬细密，形制优美。
器内外壁皆施霁红釉，口沿留有一线「灯草口」，对比鲜明。
釉色深沉匀净，红釉泛黑红，釉质光亮，釉面莹润。
器底施白釉，书「大清康熙年制」六字双行青花楷书双圈款。
霁红釉在永乐及宣德年间已成功烧制，但由于制作繁复，耗资巨大且良率极低，便废弃不造。
康熙年间成功复兴霁红釉烧制技法，只不过这种技法要求财力，所以一般人烧不出这么好的盘子。
陈文哲很清楚，这种古代配制红釉料时，往往将黄金、珊瑚、玛瑙、玉石等珍贵之物，碾成粉末掺入其中。
可以说，这种瓷器的每一次烧制，都不惜工本。
而由于霁红釉的生产气氛不易控制，成品率却是相对很低，因此更为名贵。
加上这只盘子保存的又好，看着就如同刚刚出窑的新品一样，自然就没有人会想到，它就是一件真品。
玩收藏的人，都听说过一句话，那就是所谓的旧器如新。
可惜，很多人都不一定要了解，这句话的来历！
所谓旧器如新，是有特定的环境所形成的。
例如：景镇御窑厂特别为宫中所烧制的日用瓷器和祭祀瓷器，从来都没有拆过包装的。
现在故宫里依然还存有清康熙一朝的，从来没有拆过包装的瓷器。
当把这样的瓷器拆开后会发现，经过200多年，这些瓷器依然和新制作出来的一样，因为没有任何的使用痕迹！
而市场上所能见到的所谓旧器如新，更多的是新制作出来的东西。
无论是高彷还是精彷，甚至是所谓按照原品复制的，依然会有其特征，这些特征就是新！
而且虽然经过人工处理过，依然能够看到出窑火的明显痕迹！
这并不是一句话两句话就能解释清楚的，只能是多看，多研究，多多揣摩才能感受的到！
玩收藏的人都想着要变现，这没有错误。
但是市场上能高价销售的东西，未必就是真东西。
这个首先要弄明白，毕竟太多的人没有见过或者见过太少的真东西。
去博物馆看的人，大多数是走马观花，只有极少数人才会带着问题去寻求答桉！
因此对于旧器如新这个概念，首先要弄明白，然后要带着很多问题，去看待你手中所得到的所谓旧器如新的“藏品”。
这样你才能不断的学习和进步，否则就又成了接盘侠！
陈文哲刚开始也是翻了经验主义错误，看到这种盘子，自然就会选择避坑，也就是不认为是旧器如新。
可是，当他认真起来，却是能够快速发现，这还就是一件旧器如新的珍品。
这一次李金鲤可是发财了，他之前买下的那么多彷品，应该花了不少钱。
而只要这一件，就应该能够让他回本，并且暴富一波。
要知道，霁红釉从来都不是简单的釉色，这种单色釉瓷器，从来都是昂贵的代名词。
祭红釉瓷器始创于明永乐、宣德年间，为jdz所创制，因皇室多以其为祭祀郊坛之祭器而得名。
由于祭红釉的生产气氛不易控制，制作繁复，且耗资巨大，成品率却极低，因此更为名贵。
当时即有“千窑一器，万里挑一”之美誉，声誉远在元明诸多红釉之上。
明代永乐宣德时期，霁红达到艺术高峰，但在明末失传。
清代康熙、雍正时期，在皇帝的支持和参与下曾倾尽良工复烧霁红。
遗憾的是在清乾隆后，霁红釉的烧制再度失传。
霁红代表着至高无上的皇权，和严格的等级制度，全部由御窑烧制，民窑不许生产。
如果违犯此规，严重者甚至有杀头之罪。
为了保证了皇家对霁红釉瓷器的垄断，御窑厂生产的霁红釉瓷器即使有残破、瑕疵，也一律打碎深埋，片红不得流入民间。
乾隆还赋诗:“雨过脚云婪尾垂，夕阳孤鹜照飞时。泥澄铁碹丹砂染。此碗陶成色肖之。”
这是吟咏明代宣德时期的宝石红釉碗，可见其对鲜红釉瓷喜爱。
要烧得纯正之霁红，并非易事。
清·龚式的《jdz陶歌》中就曾描述：“官古窑成重霁红，最难全美费良工，霜天晴画精心合，一样烧百不同。”
所以，就算是清代的霁红釉瓷器，价格也十分不菲。
不说其他，只是陈文哲了解的价格超过百万的就不少。
像是清康熙霁红釉橄榄瓶，尺寸只有三十厘米高，其成交价就达到280万。
康熙霁红色泽厚重，不甚均匀，釉边不齐；
到雍、乾时，呈色稳定，釉面有桔皮纹和棕眼；
边釉整齐，呈失透状，所以雍正、乾隆的霁红釉瓷器更贵。
陈文哲知道的这三朝的霁红釉瓷器，价格往往都在三五百万，其中超过千万的也有不少。
这其实是有原因的，就是因为霁红釉为做为一种高温釉，烧制技术要求太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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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是受窑内气氛影响较大，烧造出颜色纯正均匀者极为难得。
加之烧制材料短缺，宣德以后便日渐衰落，直至清康熙重新烧制成功，雍乾时又重达高峰。
以后历朝均有继续烧制，但品质终达不到前代水准。
故清代雍、乾两朝之祭红釉当属极品。
特别是清雍正官窑，在严格的制度下，烧造技术成熟。
这时用以陈设、赏玩的红釉品种中不乏佳器，多见盘、碗及玉壶春瓶等造型，器形独特的赏玩小器极少。
清中期《jdz陶歌》有云“官古窑成重霁红，最难全美费良工”。
画于乾隆三年左右的《陶冶图册》之“琢器造坯”一章对此记载尤为突出。
坯房前放置各式霁红釉瓷器多达十余种，可见当时烧造之盛。